什么是“新質生產力”？
作者： 日期： 2024/3/6 17:14:06 來源：今年兩會期間，“新質生產力”無疑是最大的焦點之一，不僅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更成為C位熱詞，引起廣泛關注。
與此同時，圍繞“新質生產力”，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十多個產業領域，如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低空經濟、量子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
毋庸置疑，這些產業也將成為國家接下來重點扶持的對象和就業新導向。
那么，“新質生產力”意味著什么？具體有著怎樣的內涵和戰略價值？又為何在當下這個時間點引發高度關注？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在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新質生產力》一書中對上述問題做出了深度解讀。不得不說，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形勢使然，更是時代必然。
作 者：王勇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本文摘編自林毅夫等著《新質生產力：中國創新發展的著力點與內在邏輯》，正和島經中信出版集團授權發布。
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9月在黑龍江考察時提出了“新質生產力”，如今“新質生產力”已經成為一個熱詞，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新理論。
理解新質生產力提出的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在這個時點上提出“新質生產力”？有些人可能覺得是地緣政治的緊張所致，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前沿技術的限制和打壓起到了催化作用，其實并非全然如此。
我們并不否認外部壓力傳導使我們不得不加快轉型發展，但從學術視角來看，地緣政治的變化只是外因，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內因，也就是中國自身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
中央在幾年前就已經提出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著力點。
對于這一邏輯的梳理，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沒有俄烏沖突，沒有中美貿易摩擦和美國的“小院高墻”，我們會不會轉向高質量發展？
會不會大力推進新質生產力？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我們原來粗放型、高投入型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符合我們發展階段的要求。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深理解。
一是供給側。
舊模式、舊生產力所生產的產品大多是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技術門檻比較低的，在國際競爭中已經逐漸失去比較優勢，我們的人口已經轉向負增長，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帶來的低成本優勢已經不再，中國自己的礦產資源、水資源，包括國際貿易環境，都已經無法持續支撐粗放低效的經濟增長模式。
二是需求側。
中國已經從物質短缺走向了產能過剩，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換句話說，過去要著力解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問題，如今要解決從多到好、從粗到精的問題。
人們已經無法接受嚴重的環境污染。海外需求也一樣，歐盟已經啟動碳邊境調節機制（碳關稅），全世界都已經開始遭遇極端天氣，對于過度的碳排放容忍度越來越低，我們已經不可能再走歐美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尤其是中國可能很快就要從年度碳排放第一大國變成累計碳排放第一大國，碳減排的國際壓力會更大。
與其等到國際上倒逼我們轉型，不如自己主動轉型，這也能更好地體現中央在戰略上的主動性、前瞻性。
因此，逆全球化、地緣政治趨緊、國際友好氛圍的褪色只是我們向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轉型的一個加速器，關鍵還是我們自己發展的內在要求、底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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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質生產力的內涵與戰略價值
新質生產力是由國家領導人率先提出的新詞匯、新概念，不是源于學術界的創新，這也給大家留出了解讀和創新發展的空間。但是作為新概念，它還是需要基本的界定。
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2024年1月31日就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進行了第十一次集體學習，重點就是新質生產力。
通過官方報道，中央給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界定：
“概括地說，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span>
這里面有幾個點很關鍵，值得我們深入理解。
首先，新質生產力必須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創新打底。新質生產力明確以創新為主導。
這一點與我們近幾年一直講的高質量發展、新發展理念、以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等都一脈相承，同時又突出了新的關鍵點：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
這里既結合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生產力概念，又結合了改革開放幾十年取得的經驗共識，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同時還有一定的發展。
它不僅是先進的生產力，不僅要有較高的科技含量，還要具備高效能、高質量，也就是生產資料的投入要更集約，生產方式要高效能，而且產出也必須是高質量的、環境友好的。
其次，新質生產力有明確的產業支撐。
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務虛的理念，而是一個務實的發展策略，對應有堅實的產業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首次提出這個概念時就強調了產業界定，即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因此，新質生產力相比原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并不是簡單的重復，更不是簡單等同于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調整的產業升級，不是農業升級為工業、工業升級為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新質生產力更加強調的是質態，而不是業態。
即使是最傳統的農業，如果能通過革命性的技術進行生產要素的創新型組合，也能形成新質生產力。
比如采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的選種育種，數字技術支撐的自動化種植、收割、深加工等，同樣可以構成新質生產力的質態。
關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必須說明的一點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而是有明確的產業分類，以及專業分類認定，不是隨便一個采用了新技術的產業都能叫戰略性新興產業。
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同時滿足兩點：
一是產業先進且意義重大，未來甚至可能會成為影響整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的重要產業；
二是相關的業態已經在一些國家形成較大規模，其實踐路徑已經相對明確，理論上的認知相對已經形成廣泛共識。
相比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只滿足第一點，也就是產業先進且意義重大，但理論認知、發展路徑和業態尚不清晰穩定，仍在探索階段。
最后，新質生產力還能滿足戰略上的攻防兩用。
我與魏尚進老師在研究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三明治困境”。
對中國而言，“三明治困境”就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底部壓力大增，各種要素成本已經高企，相對于后起的越南、泰國等已經沒有成本上的優勢。
除了底部的壓力，頂部也有壓力，相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們產品與服務的技術含量尚不足，還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在國際競爭中缺乏獨特優勢。
因此，中國經濟像三明治一樣，底部和頂部都有壓力，需要雙線作戰，謀求突圍。
怎么突圍？答案是只能往上走。
即便拋開地緣政治因素不談，向上攀登也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因為我們已經不可能再繼續壓低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也不可能再犧牲環境，還要面對老齡化。
如果再疊加地緣政治趨緊，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成了不二之選，因為新質生產力除了能提升國際競爭力，還能提升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水平，這已經成為中國以攻為守的必要戰略配置，與“以進促穩”的內在邏輯高度一致。
放眼全球，美國雖然沒有強調過“新質生產力”這個名詞，但實踐上一直是強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典型。
美國一直有產業政策支持新質生產力，而且不少產業都是在國防部名下做技術研發和規?；瘧玫奶剿鳎⑴c商業資本一起推動技術路線的軍民兩用與互相之間的轉化。無論是通信技術還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都離不開國防部的支持。
還有一點要強調的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像新加坡、越南等小國，中國除了發展GDP，還需要建立相對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
新加坡人均GDP超過8萬美元，比美國人均GDP還高，但它無法建立獨立的國防產業體系。而國防產業與民用產業之間在技術上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對于國防產業的合理有效的投入，也是實現產業升級并提高新質生產力的不可或缺的途徑。這是大國與小國之不同。
即便只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如今的世界也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窗口期。
中國如果錯失這次機會，未必還能像前三次工業革命一樣有再學習、再追趕的機會。人工智能的威力可能遠遠超過蒸汽機、電力、互聯網。這也是中國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意義所在。
新質生產力還遠遠不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盤
新質生產力的意義已經不言而喻，但它究竟需要我們再造一艘全新的巨輪，把原來的巨輪廢掉，還是繼續沿用原來的巨輪，只是換幾個關鍵的發動機？
我的理解會更接近于后者。
新質生產力是一個新概念，現在還無法精確統計其經濟規模，但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值與其在GDP總量中的占比來看，恐怕很難超過20%，因此，“舊質生產力”依然是我們的基本盤。
中央特別強調“先立后破”，就是強調我們不能因為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把“舊質生產力”一下子停掉，那樣的話，經濟會嚴重失速，反而欲速則不達。
當然，“舊質生產力”也不是原封不動，也要轉向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轉向高質量發展。
中國是一個大國，北上廣深和東部沿海很多地區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具備了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條件，但更廣大的中西部地區依然比較落后，傳統產業的比重依舊較高。
中國人均GDP還不足美國的1/5，中西部的平均生產率水平更低，人均GDP水平就代表著生產率水平。所以，千萬不要因為我們已經出現了一些新質生產力的產業和企業就誤認為我們整體生產率水平已經很高。
數字經濟就是一個典型，大家關注的字節跳動、阿里、騰訊、美團、百度等，屬于數字產業化，但中國更多的產業和企業屬于產業數字化，也就是“舊質生產力”，傳統產業要進行數字化轉型，因此產業數字化才是我們的基本盤。
我在上海調研時，發現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簡稱“經信委”）專門有一個部門叫都市產業處。
剛開始時，我沒搞明白這個部門的作用，后來才明白是因為上海原來有一段時間過于強調發展高新產業，而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傳統品牌的保護都不夠重視，導致城市煙火氣大降，很多老品牌和傳統產業受損，甚至消失，非?？上?。
所以后來上海意識到這個問題以后，在經信委單獨成立一個都市產業處，專門推進傳統產業的發展，恢復城市的煙火氣。只是相比于“舊質生產力”，新的部門又增加了創新的概念，提出FBI策略，即fashion、brand、ideas（時尚、品牌、創意）。
因此，我國作為大國，兩個優勢都要充分發揮才是正道：一個優勢是大國人多、人才多、創新資源多，而且還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多集中一些資源推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另一個優勢是大國范圍廣，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落差大，自己內部就能形成一個雁陣，實現產業的梯度承接，先進產業逐步由東部向中部、西部轉移。
新加坡、日本等就不具備這個條件，產業過時之后只能向海外轉移或放棄。
所以，站在當前的時點上，我們既要警惕錯過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避免錯過新一輪國際競爭和產業革命的窗口期，也要警惕各地一窩蜂地大干快上新質生產力，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重復配置，這樣反而會損害我們經濟的基本盤。
此時，各地政府清醒的自我認知能力和中央對地方政府考核的科學性就變得尤為重要。
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原則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創新，但創新的關鍵又是什么？
關于創新，一直有兩個力量：一個是市場化的創新，就是企業家群體、科學家群體的組合創新；另一個是政府主導的、舉國體制推進的創新。
在發展新質產生力的過程中，這個問題也非常值得思考。林毅夫老師與張維迎老師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歷史上很多經濟學大師之間的分歧，本質上都與這個問題有關。
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通常講的是以市場化創新為主，只有當市場失靈的時候才需要政府干預?，F在至少要加上一點，那就是市場失靈已經不限于國內市場，還要考慮地緣政治帶來的國際市場失靈問題。
比如，對于芯片，中國本來沒有必要由政府大力推動創新，靠市場換技術一步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可以，但美國“卡脖子”，中國馬上就面臨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應對的問題。
不僅如此，美國已經對中國的人才引進、學生留學等都進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說我國從產品市場到要素流動都面臨市場失靈問題，很多東西不再是我們愿意花錢就能買到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地緣政治趨緊而改變創新的基本原則。關于創新，經濟學上的基本原則還是政府著力于營造和維護創新的制度與文化環境，比如產權保護，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給企業家一個基于法治的、穩定的預期等等，創新的主力棒還要交給市場、交給企業家。政府非必要不親自下場創新。
即便有些產業有必要通過舉國體制創新，也一定是通過新型舉國體制，比如以母基金投資的方式，或者支持基礎科研的方式，調動市場化的力量，絕不是政府親自入場、從頭做起。
新結構經濟學把產業分成五大類，分別是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和戰略型。
這五大類中，其他四類產業都需要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去發展，以市場為主，政府扮演的主要是因勢利導的次要角色。只有戰略型產業，即涉及國防安全或者經濟安全的產業，即使不符合當前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政府也要重點扶持發展，親歷親為。其他四類產業的主力棒都應該交給市場。
比如高端芯片就是戰略型產業，它不同于服裝鞋帽，一旦斷供，不僅僅是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鏈容易癱瘓，還可能造成我們錯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窗口期。
因此在面臨“卡脖子”風險的情況下，政府就必須下場干預，比如持續投資中芯國際，再比如加強理工科人才的培養。但要謹防把新型舉國體制等同于計劃經濟的回潮。
計劃經濟搞創新已經被全世界實踐證明是低效的，是錯的，很難相信借助大數據或高科技的力量就能逆轉這個基本規律。此外，我們也需要充分平衡好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關系，盡量發揮好各自的優勢。
一方面，在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準基礎設施或安全領域讓國有企業發揮其獨特的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另外也要充分相信市場的力量與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積極松綁，使之能夠涌現出更多像華為、小米、阿里、字節跳動這樣的創新標桿與先鋒。
接下來，我們還要再思考一步：如何讓市場和企業家在“三高”的創新上發揮更多的主觀能動性？需要什么樣的制度和文化？
北大國發院曾經和美國著名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起做過一個課題叫“中國2049”，我有幸參與撰寫《中國2049》報告中的一章，題目就叫《產業政策和國家的角色》，當時黃益平老師提出每一章都要在研究之后給出明確的政策建議，我當時提的一個建議就是改善中國的資本市場，打造一個能深度支撐民營企業家創新的金融環境，包括更加適合創新型產業的股權融資生態，不應該過度依賴政府產業引導基金以及銀行間接融資。這個建議對于我們今天發展新質生產力依舊適用。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創新，創新就意味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新質生產力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持續的投資，技術方向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未來產業更是連技術方向都不清楚，比不確定性還多了一層不可知性。
面對高度的不確定性、不可知性，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市場和企業家去試錯和創新，政府只能做相對確定且容易考核的工作，否則政府的創新資金很容易被套利。
市場和企業家又怎么去創新？最關鍵的就是金融市場和法治環境。
金融市場的關鍵是資本市場，只有通過健康發達的資本市場，企業家才有可能調動全社會的資本進行創新，投資者既分擔創新的風險，也共享創新的收益。
過去，中國主要是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市場，在銀行借債有利息，到期要還本付息，不利于支持高風險的創新創業項目。
因此，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配套建設金融強國，尤其是健康友好的資本市場，這是中國目前一個巨大的短板，必須補齊。當然，資本市場不僅僅是指股市，還有天使投資、創業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是一個完整的生態。
法治環境的關鍵是穩定預期和可信承諾。
創新需要長期的試錯，需要長期主義的投資，如果政策上朝令夕改，法治上任性執法，企業家就無法形成穩定、可持續的預期，不敢做長期、高風險的投入。法治環境最關鍵的就是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保護。
以生物制藥為例，一個新產品的研發投入高達10億美元，如果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仿冒產品頻出，創新的企業就無法收回成本，更談不上創新的超額收益帶來的激勵。
同時，如果企業家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得不到保證，企業家對政府的公信力信心不足，就不會全身心地去創新，而是去掙快錢和進行投機式經營。發改委已經在推進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立法，如果能做到良法善治，將對民營企業家構成一個可信承諾，對恢復和提升信心極有幫助。
中國的創新還要遵循一個原則，就是從0到1的原創新和從1到N的再創新都要大力發展。
新質生產力既有從0到1的突破性創新，也有從1到N的改進型創新。美國過于注重從0到1的創新，對從1到N的改進型創新不夠重視，造成一定程度的產業空心化，硅谷與傳統工業轉移之后的“銹帶”兩極分化，社會因此撕裂。
日本與德國注重從1到N的再創新，尤其是德國，高端制造業基本盤強大，但相對缺少從0到1的原創新，影響國家發展的后勁兒。日本、德國沒有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的巨大壓力，我國則不同，我們的創新要盡可能兼顧美國與德國的兩種創新模式。
發展新質生產力
要用掰手腕思維代替反壟斷思維
國家對于央企和地方國企的管理在不斷改善，提出了市值管理要求，但不可否認，創新的主力還是要由市場擔當，尤其是民營企業。
對于民營企業的管理，我們在戰略上要做一個必要的調整，那就是從反壟斷思維轉變為掰手腕思維。
因為反壟斷的核心思維是國內市場的競爭有序，不能讓一家企業過大過強，否則影響更多企業的創新和整個社會的效率，這也是我們過去幾年治理平臺經濟的一個理論基礎。傳統的反壟斷思維偏向于認為企業過大過強就會官僚化，會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礙創新。
但傳統的反壟斷思維今天遇到兩個挑戰。
第一個是技術的底層穿透性不斷增加，跨界競爭越來越容易和普遍，就像我們過去擔心淘寶的市場份額太大，想不到京東和拼多多有能力搶出很大的市場份額，更想不到今天抖音成了第一賣貨平臺。
因此，企業技術創新和跨界競爭本身就是反壟斷的力量。在美國也是，英特爾早已被英偉達超越。
第二個是地緣政治環境已經今非昔比，尤其是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日益復雜，我們已經越來越難以從外部獲得先進技術，只能更多地依賴自主創新和開放集成創新，前沿的創新必須依賴華為、字節跳動等超大型企業，也包括獨角獸企業。
因此，我們不能只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是不是超過了50%，甚至80%，還要看企業是不是屬于新質生產力，能不能代表中國與國際巨頭“掰手腕”。
在國際競爭中，尤其是在新質生產力領域，第一性原理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千軍不如一帥，要敢于鼓勵強人，善于激發能人，允許、鼓勵甚至幫助有實力的企業家和企業做大做強。當然，資本不能干政，企業不能無序擴張。
政府還要在監管方面努力創新，跟上時代。
面對已經闖入無人區的企業，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給予企業先行先試的空間很關鍵。中國過去不僅在技術和資本方面引進來，監管也是拿來主義。
但是當中國企業進入無人區，而且是世界級的無人區，沒有美國等發達國家成熟的監管制度可以借鑒時，我們的監管該怎么做？這時候，我們恐怕不僅要允許企業試錯，還要改進監管模式。
只要不是與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倫理安全密切相關的領域，都應該先“讓子彈飛一會兒”，再觀察如何監管為宜。
因為這些產業往往迭代很快，我們一旦管得過嚴過死，就可能管死一家領軍企業，甚至永遠地錯過一個產業的機會。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特別強調要“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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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質生產力仍然需要GDP這個“牛鼻子”
過去幾年因為新冠疫情，我們的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呈現出密集的疊加。
這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經濟減速不容易歸因，甚至對我們還是不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目標都有了不同的理解，部門之間的協調一致性已經明顯下降。
中央雖然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但高質量發展并未細化為具體的考核目標。尤其是雖然新發展理念有五個，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但其實還有一個——安全，這六個都是重要的新理念。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部委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都極其重要。一旦中央不再牢牢抓住GDP這個“牛鼻子”，不同的部委和地方政府就會失去共同的第一目標，各自為政，動作不協調。
比如有的部門第一要務是控制疫情，不會考慮一旦政策過頭對經濟有什么傷害；有的部門要沖擊雙碳目標，拉閘限電在所不惜，顧不上民生和經濟；有的部門要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不惜重拳整治房地產，顧不上就業和GDP增速；有的部門要治理教培或資本無序擴張，不細想會不會傷害民營企業家產權和企業家精神。
大家都是出于好心，但造成了神仙打架、九龍治水的局面，引致政策“合成謬誤”
因此，加快、加大力度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對的，但不能因此放棄GDP這個“牛鼻子”。
在新發展階段，我們不僅需要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還需要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的協調。非經濟政策一定也要考慮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否則政策的一致性有問題，“合成謬誤”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
我們一定要厘清一個基本邏輯，那就是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一定是想盡辦法發展，只是在各種辦法中優選高質量的模式。
新質生產力的前提也一定是想盡辦法保護和激發生產力，在不同的生產力中優選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生產力。
否則，經濟通縮、企業家“躺平”，大家節衣縮食過日子，優先裁掉的一定是研發部門。這時大家會選擇先保命再說，怎么可能再把大量的利潤投入高度不確定的研發創新？
GDP增速目標當然不完美，但它不可替代的好處就是可以作為發展的“牛鼻子”，在總量快速增長的過程中，自然就會伴隨產業結構的升級，就會孕育出新質生產力。
因為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兩種尖端技術的爭奪，而是一個又一個產業的創新、發展、升級迭代。不像過去一樣，我們以舉國力量研發出原子彈即可，新質生產力需要一批又一批本身就有自生能力的產業，而不是依靠國家補貼突破一兩項技術。
因此，繼續抓住GDP這個“牛鼻子”，把蛋糕快速做大、把經濟持續搞活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條件。
一旦做蛋糕的速度放慢，分蛋糕的問題就會顯得特別突出，各種社會矛盾涌現，地緣政治的壓力也會加大，因為我們沒有更多的經濟資源支撐外交。
因此，只有把經濟建設作為首要任務，作為最大的政治，我們才能從根本性戰略上讓大家重視創新，重視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重視市場的力量，新質生產力才能成規模地激發出來。
當然，這并不是說GDP目標一定要保持在高水平，我們要為經濟轉型和應對地緣政治，包括為深度改革留一些斡旋的空間，比如在潛在增長率為6%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制定4.5%~5%的目標。
但不能沒有GDP目標或制定一個“躺平”也能達到的目標，那樣就會使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失去“牛鼻子”和指揮棒。
新質生產力需要正確的產業政策
我們不僅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還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
所謂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就是相對按部就班的自然演化要增加一些主動干預。通過政府這個“有形之手”推進一些改革，出臺一些產業政策就是比較常見的干預方式。
產業政策是經濟學家經常爭論的話題，關鍵在于對產業政策的界定不同。其實美國也有產業政策，很多歐洲國家也不例外，只是各國的產業政策實施方式和力度不同。
產業政策的關鍵不是有與無、大與小，而是科學不科學。對于產業政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來看，重點是要注意把握好五個原則。
一是免稅或減稅勝過直接補貼。
很多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制度產業政策時的習慣方式就是先收上來一大筆錢，本身造成一道扭曲，然后再重點補貼給一些目標企業。
政府的注意力往往放在補給哪家企業、補多少、補多久，這個過程容易引誘很多企業套利，滋生腐敗等等，形成第二道扭曲，譬如有些企業為了套取補貼，每年換一個注冊地，地方政府和部委補進去很多錢，但這些錢并沒有被用在研發上。
相比于這種補貼，更科學的方式是免稅或減稅，因此減少產生扭曲的政策環節與程序。
二是如果一定要補貼，應該提高補貼質量，盡可能補給新質生產力的技術和終端用戶，而不是盲目地直接補貼給企業。
中國在新能源汽車上的產業政策比較好，但早期也是直接補貼企業的粗放模式，導致多起騙補案，后來才改變了模式，堵上了漏洞。堵住漏洞的辦法就是改變補貼的形式和對象。在補貼對象方面，政府不再補貼具體的企業，而是補貼能達到指定新技術標準（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產品。
另一個補貼對象是消費者，即補終端。在形式上，政府不是簡單地給消費者發錢，而代之以不限車牌、不限行，推進充電樁建設等，使消費者的購車、用車成本下降，這比直補企業的效果要好很多，并且降低了尋租空間。
三是產業政策要與時俱進，動態調整。
我們對新能源汽車和光伏產業的政策做過研究，發現最突出的特點是動態化。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其補貼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補貼電池研發，因為新能源汽車的關鍵是電池技術。
第二階段是補貼生產，要幫助廠家先把汽車造出來，造出來才能發現問題，然后快速迭代。但這個階段的補貼出了錯，見車就補，造成大量騙補，后來很快修正為補貼滿足特定技術標準的汽車。
第三階段是補貼消費者，其科學性不再贅述。
第四階段是政策有序退坡，也就是在整個產業的自生能力起來之后，產業政策逐步退出。
新結構經濟學講的有為政府，關鍵是既有擔當又有智慧的政府，始終以市場的有效為依歸。
市場永遠在演化，政府的有為也要與時俱進，產業政策要動態調整，不是出臺一個固定不變的政策就一勞永逸、萬事大吉。產業政策最好對應有嚴格的情境和時間窗口期，就像炒菜一樣，要非常注意用料和火候。
四是產業政策最忌朝令夕改，對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締性）的產業政策，政府要慎之又慎。
不管對于之前的新能源汽車、光伏，還是今后對于新質生產力，一定是以鼓勵性的產業政策為主，但鼓勵最重要的不是錢，而是政府堅定的信心。
新能源汽車從最初補貼到今天已經十幾年，政府最出彩的地方就是態度從未動搖，盡管力度上一直在動態調整。
產業政策最忌諱朝令夕改，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尤其如此，這些產業投入大、周期長，不確定性甚至不可知性很高，如果政府的態度不堅定，意志不堅韌，企業家就難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美國的芯片產業就是因為政府一直堅定地支持才發展成今天的局面，不僅僅是幾家企業的努力，政府的決心、長期資本的力量都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相比于激勵性的產業政策，政府對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締性的產業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有些新質生產力的領域可能涉及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倫理底線，一旦有超出預期的事情出現，我們要不要“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
即便在新質生產力的領域足夠包容，對于“舊質生產力”出臺限制性、取締性的產業政策也要慎之又慎，在政策出臺之后要有充分的產業溝通和公眾溝通，要有一定的退出時間，不能一夜之間變天。
五是產業政策要做好國際溝通。
中國是一個大國，已經走進國際舞臺的中央，走在全球的聚光燈下。因此，中國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也好，出臺鼓勵性或限制性的產業政策也好，一定要想到這些政策不僅僅是針對某個特定的產業，它還有很強的外部性，殺雞會造成猴子外逃或“躺平”。
中國已經是房間里的大象，中國的企業也必然要面對全球市場，尤其是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衛星互聯時代，信息不對稱的空間越來越小，歐美議會的辯論全球直播，大國的內政就是外交，不能再持有內政歸內政、外交歸外交的想法。產業政策同樣如此。
產業政策是政府的有力工具，但政府一定要記得，“有形之手”最重要的不是權力，而是公信力。
只要政府堅定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決心，建設和維護好對人民、市場和國際社會的公信力，新質生產力就一定能得到良好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也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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